这本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式是符合所有国家的。
[35]风波平息后，2016年《隐私盾协议》（Privacy Shield Framework）再次出台。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纷纷入场，使得全球数据治理格局更加复杂。
所谓硬法是指明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具有执行机制且国际社会成员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规则，[40]主要表现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另一项由美国提起，将设立一个新的政府专家组（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GGE），负责研究现有国际法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并提出促进遵守现有网络规范的途径。故在这一经济治理模式下，强调公权在维护数据主权性和公民数据隐私的义务性的双重作用也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反之欧盟也在坚守保护人权的本地主义模式下，为美国的全球主义让出空间。该框架以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为目标，希望通过行业自律模式要求成员方尽可能避免和消除任何不必要的信息流动障碍，留下了美式全球主义的痕迹。
[57] 参见王志安：《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国家立法管辖权——数据本地化与数据全球化的大对抗？》，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1期，第18页。第四，GDPR在强化域外适用的同时阻断了域外法对境内的强制适用。（一）坚守本地主义的数据本地化存储 在参与全球数据博弈的过程中，中国首先要明确在网络空间的主权立场。
因此，基于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制度优势，从地方改革开始推动数据认证、评估和审查机制的建立，在试验中总结经验并完善制度体系是值得考虑的。[37] 许多奇：《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第132页。[33]与此同时，欧盟也逐渐认识到因数据保护而失去美国这一重要的贸易伙伴，会在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因而在保护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数据的商业利益。[58] See Secil Bilgic,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and Something Moot: The Privacy Crisis under the CLOUD Act, 32 Harvard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321,348 （2018）。
习近平主席更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理应适用于网络空间，尊重网络主权更是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首要原则。[5]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页。
该指南较早地确立了数据跨境流动的概念，其中的限制收集、数据质量、目的明确等八项原则，明确了数据保护的最低标准。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在倡导全球主义的同时发挥本地主义优势，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和公民数据隐私。[47]作为成员国的新加坡、智利与新西兰于2020年达成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进一步对有关数据跨境问题作出规制，允许在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开展业务的企业跨边界更无缝地传输信息，并确保它们符合必要的法规的前提下，实现数据跨境的自由流动，[48]展现出全球主义的倾向。相较于隐私权，数据更多地关乎公民的人格与尊严，这恰恰能够被涵盖进大陆法系人格权保护范畴。
[36]《隐私盾协议》更多地体现出欧盟数据保护制度的最新改革成果，进一步拓展了欧盟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加强了对欧盟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越南2019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也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在境内存储该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一段时间，凸显出在实力差距下部分国家对本地主义的依赖。[44] Annex on telecommunications, Art. 5（c）。[1]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体系调整中，数据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
《塔林手册》作为近年来推动网络空间规则形成的重要文本，在网络主权的规则制定上并未纠结于概念的辨析，而是通过强调一国具有对本国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行为的控制权来框定主权边界。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治理上政府的力量不容小觑，中国所强调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8]更凸显了政府调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6] 参见Joe Alhadeff：《关于全球配置资源的思考》，马利译，载周汉华主编：《个人信息保护前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10] 美国作为互联网的缔造者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一方面，深刻认识到数据流动在全球化中的作用，通过宪法和单行法不断限制行政权对数据规制的干预，为数据的全球流动消除公权障碍。
[27]因此，对内不断强化数据的人权价值和对外强调欧盟数据主权的概念都已成为数据保护的核心，也成为欧洲公权机构所肩负的公法义务。三是成为进一步合作的框架和制定更为具体规则的过程之一。冯硕，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8] 美国在数据保护上始终秉持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和判例法传统，将数据纳入隐私权保护范畴，并通过1974年《隐私法案》等成文法加以明确。云法案以数据控制者标准强调无论数据实际存储于位于何地，只要相关数据控制者总部位于美国或为美国注册的公司，均有义务向美国提供数据。在内容上，《指令》规定了更加宽泛的适用范围、更加具体的对象定义、更加严格的数据处理标准和全面的数据保护机制，反映了欧盟对数据隐私保护的重视程度。
[32]美国认为欧盟单方面限制数据流出，切断了美国企业在欧洲的商业网络，带有一定的贸易保护倾向。同时，坚持以数据存储者为标准建立网络主权，也体现了对传统国际法的尊重，符合我国一贯的政策立场。
而在具体实践上虽然暂缓了对TikTok的制裁，拜登政府仍进一步强调对相关外国软件潜在风险的调查和防范，尤其防止相关软件访问甚至窃取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基于该目标，《公约》所树立的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原则倡导数据的完整、准确与及时，保障数据存储与传输的安全，带有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健康权利、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色彩，力图在提高欧洲内部数据保护水平的同时打通成员国之间的流通障碍。
另一方面，也通过倡导私法自治理念，推动各方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数据流动规则，赋予私主体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创造商业价值之间更大的选择权。早在1953年颁布的《欧洲人权公约》便确立了对隐私和家庭生活尊重权利的保护，数据与隐私天然的联系也使其构成了欧洲数据保护立法的重要渊源。
五、结语 在全球数据治理的规则博弈中，全球主义与本地主义反映了数据的不同价值。在互联网领域，无论是硬件与软件供应还是互联网服务，以亚马逊、微软、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美国人能够控制的数据疆域几乎覆盖全球。从横向来看，互联网进一步扩大了全球化的影响范围，使得世界依托互联网高速便捷的数据传输变成真正的地球村。在美国人眼中，尽管罗斯福新政一度挽救美国并奠定其战后的经济主导权，但美国宪法所秉持的限制公权理念恰与自由资本主义倡导的小政府大市场形成契合，令美国的经济治理始终偏重自由主义。
[3]在此次逆全球化中，新兴国家力量的崛起也深刻影响着网络空间规则的形成。软法并不是国际法的终点，在国际法的塑造中软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致向以下四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具有约束力的形式被批准或进入条约。
二是经由国内法转化而具有拘束力。[26]滥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互联网经济适逢里根经济学风行的自由主义高潮，推动数据全球自由流动以创造商业价值也成为美国的数据治理方向。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16. [65] 参见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4] 参见黄志雄：《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秩序构建中的规则博弈》，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14-15页。
另外，借助软法为路径也并非放弃硬法。三、全球数据治理与博弈中的规则构建 从现实的维度出发，数据存储与跨境规则穿梭于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并在二者的融合中将规则拉入到了对不同价值取向的判断与选择中。面向未来，通过软法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进而向国际条约过渡亦是将数据问题纳入多边条约范畴最为谨慎的方式，有利于共识的凝聚和规则的形塑。[45] 参见谭观福：《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规制》，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3期，第176页。
《网安法》第37条和《数据安全法》第36条都强调的数据应当存储于中国境内。在结构上，美国采用分散立法的方式形成了两层三类的数据立法体例。
二是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单独立法，例如针对儿童制定《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针对通信业制定《电子通信隐私法》等。前者主要在交易中凸显价值，后者则需要通过法律加以保护，令其在流动性和稳定性中徘徊。
[46] 作为TPP继承者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依旧延续了TPP在数据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显现出各方对美式数据跨境规则的接受。虽然各方基于全球主义和本地主义的博弈依旧存在，但也开始呈现出两种主义合流的可能趋势。
